天涯明月刀案狱疑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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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涯明月刀案狱疑云(天涯明月刀监狱疑云断案)



情与法是什么关系?不少人认为,情是情,法是法,二者水火不相容,不可混为一谈。如果带着感情来处理法律问题,就容易感情用事,会影响法律的公正性,所以法不容情。而从另一方面来说,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设立的,离开了情,法就失去了执行的基础。情与法两者关系十分密切、密不可分,所以情法相融。情与法的关系不仅困扰着现代的人们,即便是古代人也为之挠头。如堪比晚清“小白菜案”的北宋“阿云弑夫案”不仅引起了官场震动,还引发了百多年来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讨论,难有一个公允的定论。

从案情上来看,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案件。北宋神宗年间,山东蓬莱境内有一个名为阿云的少女,长相俊美,父亲早亡,与母亲相依为命。不幸的是,阿云13岁时,母亲也去世了,更为不幸的是,阿云的叔叔为了夺取家产,在阿云守丧期间,做主将阿云许配给了邻村一个叫韦阿大的老光棍。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,韦阿大出身农家,长相丑陋,哪会是情窦初开的阿云的白马王子?孤独的阿云越想越气,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,拿起一把菜刀走向了不归路。阿云找到睡在田地里看守庄稼的韦阿大,抬手就是一刀,然后又是一刀,十几刀后,终于把韦阿大砍醒了,吓得阿云拔腿就跑。身中数刀的韦阿大没有发现是谁砍的自已,后经验伤发现,除了皮外小伤,还被砍断了一根手指。由此可见阿云仅是勇气超乎男人,身体应当是弱不经风类型的。

韦阿大受伤后当然要报官了,县衙捕快例行公事找相关人等问话,很快就问到了阿云。仅有勇气而没有经验的阿云马上承认了砍人的事实。于是案件告破进入了谁也没有想到的定罪量刑的百年情法之争。

首先审理此案的是县令(可惜所有的史书中都没有他的名字,因为他的判决也实是中庸之极)。他认为阿云犯了《宋刑统·名例律》中的十恶条,即“恶逆,谓殴及谋杀祖父母、父母,杀伯叔父母、姑、兄姐、外祖父母、夫、夫之祖父母、父母。”用现代文来讲就是犯了“弑夫之罪”,应判砍头的死刑且不等秋决,立即执行。所幸的是当时宋律规定,死刑要逐级上报,并得到最高司法机构大理寺的批准,以达到减少冤案,不草菅人命的目的。

于是案件到了当时登州知府许遵的手里。许遵,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之一。当时他本是由大理寺下派到登州挂职锻炼,也就是镀镀金,挂职期满,再回到大理寺升迁。也就是说,一般人碰到这样的案子签个字上报大理寺即可,没有必要给自已惹麻烦。但许遵真是清官啊!他看了案卷,同情阿云的不幸遭遇,认为阿云罪不该死。他同时也找到了改判的理由。在宋朝,夫妻关系在法律上确立也是有一套严格程序的,不是仅仅有了媒妁之约就能认定的。当时,夫妻关系的确立不仅需要拜堂,还要在拜堂之后的三个月内夫妻二人共同拜过祖庙,才会在法律上认可夫妻关系。也就是说,从法理上阿云还不是韦阿大的妻子,“弑夫”不成立。

且当时阿云在母亲守丧期未满的情况下,被叔叔嫁到了韦家,按照法律规定,守丧期内的婚约不仅无效,而且违法,不仅当事人包括媒人都要被判处3年徒刑。这就是说阿云与韦阿大的婚约是违法的。

既然恶逆罪不成立,那谋杀罪应当成立吧?许遵认为,谋杀罪虽然成立,但由于阿云有自首情节,当减罪二等论刑,即阿云不应判死罪。《宋刑统·贼盗律》谋杀条:“诸谋杀人者,徒三年;已伤者,绞;已杀者,斩。”也就是说,按当时的宋律,阿云谋杀韦阿大,没有杀死,但伤了他。应判死罪,但不必砍头,可以留个全尸。《宋刑统·名例律》自首条规定:“犯罪之徒,知人欲告,及按问欲举而自首陈,及逃亡之人并返已上道,此类事发,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。”《嘉祐编敕》也有敕文规定,“应犯罪之人,因疑被执,赃证未明,或徒党就擒,未被指说,但诘问便承,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。若已经诘问,隐拒本罪,不在首减之例”。根据律敕条文的法意,如果阿云属于自首,将可以获得减刑,“减谋杀罪二等”,免于一死。

那么阿云应不应当被认定有自首的情节呢?我认为应当认定自首。因为在宋朝,县衙捕快相当于现代的刑警,其问话相当于司法程序之前的侦查阶段,阿云在侦查阶段坦白交代罪行,符合“按问欲举”的自首要件。于是,许遵对阿云案做出判决:阿云与韦阿大成亲之日,“母服未除,应以凡人论”;阿云“按问欲举,自首”,按大宋律法,“当减谋杀罪二等”,判“流三千里”。又按折杖法,“流三千里”折“决脊杖二十,配役一年”。

案宗和判决随后被呈到了审刑院和大理寺,这两个高等司法机构认可了许遵否定弑夫罪的判决,但不认可自首情节。认为阿云的行为符合“谋杀已伤”的犯罪要件,不适用自首减等的规定,按律当判绞刑。不过,由于阿云有“违律为婚”情节,存在法律适用的疑问,大理寺与审刑院又“奏裁”,呈请宋神宗做出最后裁决。神宗皇帝并没有在法理上否定大理寺与审刑院的裁决,不过他还是运用皇帝的特权,赦免了阿云的死罪,判“贷命编管”,即流放远方州郡,编入当地户籍并监视居住。这个量刑,与许遵的判决结果其实是比较接近的。也就是说,皇帝在法理上认可了大理寺与审刑院的意见,而在量刑上照顾了许遵的意见。

此时许遵已就任大理寺卿,他得知大理寺与审刑院推翻了他的判决后,很是不满,立即上书,奏请把这个案例下发,让翰林士们讨论。宋神宗遂安排翰林学士司马光与王安石同议阿云案。改革派王安石支持许遵的观点而保守派司马光则支持大理寺的裁定,双方的争论焦点,最后限定在两个问题上:一是阿云算不算自首,即对“案问欲举”的理解;二是阿云算不算故杀伤,即对“所因之罪”的理解。司马光认为阿云“获贷不死,已是宽恩;许遵为之请,欲天下引以为例,开奸凶之路,长贼杀之源,非教之善者也。臣愚以为宜如大理寺所定”。于是“阿云案”由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到了政治事件,在随后的两派争论中,不断有官员被贬或降级。最后,宋神宗运用君主的权威来一锤定音,为阿云案之争做出最终的决断。亲自下诏书赦免了阿云的死罪,改为有期徒刑的劳改。

从此阿云如堕地的流星,从史书上消失了。她最后结局如何,有没有遇到大赦而获得自由,并嫁给如意郎君,过上幸福生活,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。只是关于她的案件却被继续提起、继续被争论。宋神宗驾崩,哲宗继位,司马光拜相后,立即发起再议(而不是再审)阿云案,促使哲宗颁下一份新的诏敕,敕文“谋杀已伤,案问欲举自首者,从谋杀减二等论”,不再适用于强盗伤人案。

随后,历代士大夫评论阿云案,基本上都认同司马光,反对王安石,如南宋文人邵博说,“祖宗以来,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,若非可悯、非疑虑,则是有司妄谳,以幸宽纵,岂除暴恶安善良之意乎?文正公则辟以止辟,正法也。荆公则姑息以长奸,非法也”。清末的法学家沈家本也声称:“若阿云之事,吏方求盗勿得,是已告官司,疑云,执而诘之,乃吐实,是官吏已举,罪人已到官,未有悔过情形,按律本不成首。许遵删去‘欲举’二字,谓被问即为按问,安石又从而扬其波,将天下无不可原减之狱。卤莽灭裂,噫甚矣!”清朝的乾隆皇帝更是为此案,亲自撰写了数万言评语支持判阿云死罪。

“五四运动”以后,支持王安石的人开始多了起来。大家逐渐认识到,王安石的见解显然更符合人道主义与现代文明。司马光的意见倒是显得有些刻板、迂腐。即便是现在,我们依据宋律也很难说谁百分之百对了,谁百分之百错了。但用现代法理来讲,阿云案实际就是一起谋杀未遂案,怎么也不可能降格为故意伤害案。当法条的内涵与适用存在争议时,不同的人,基于对法律、法理的不同理解,自然会得出不同的意见。但重要的是,宋朝对阿云一案展开充分的辩论,相互论难,穷尽法理与法意,最后形成新的司法解释,无疑是值得赞许的做法。大家以为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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